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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刀客纪实与漫谈:一个民间的历史记忆

归档日期:09-20       文本归类:击发机构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晚近以来,以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为中心,曾经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刀客。他们武艺高强,美名与恶名并存,因亲缘和地缘等关系,在一些特定事件中,一部分刀客扮演者保护本土乡民,扶危解困,反抗贪官污吏的角色,颇受地方民众敬重。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至今仍流为风气。

  与此同时,刀客也是基层秩序的破坏者,他们手持关山刀,交接捕役,些许刀客类同匪徒,烧杀抢掠,为害一方。至清末之际,在地方已构成“刀害”,令士绅及普通民众苦不堪言。在今天的陕西省阎良区关山镇,当地许多人仍能讲述和回忆起刀客的故事。

  岁月易逝,与历史上关于其他游侠的记忆一样,在时间的沉淀中,记忆不禁寂寞,浮现出水面,时常掀起波澜,让曾经的人和事再一次涌现。2000年以后,《关中刀客》、《关中匪事》、《关中枪声》等影视作品热播,百多年前那些活动在渭北平原的刀客们又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以《关中刀客》系列电影为例,电影完美的展现了刀客的侠义形象:

  “粪操子、花翎子/ 手里提着钢刀子/ 踏遍沟沟坎坎/ 锄尽恶鬼人渣子/ 七寸子、肉瓤子/ 刚板儿硬正真汉子/ 热血奔淌胸腔子/ 拼死要活个人样子/ 血脖子、马驹子/ 好身好手耍家子/ 头挂高杆为面子/ 子孙后代留名字”。

  影视剧中的十刀客——粪操子、虎头、板镢子、鹞子、花翎子、董二伯、人厨子、肉瓤子、七寸子、黑脊背,他们是关中大地随处可见的庄稼汉、乡村秀才、乡间少年、乐人,有的甚至不会武功,有着浓郁的地域特点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朱熹《诗集传》所言:“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在他们身上,有着陕人性格中的“生、冷、噌、倔、刁、野、狂、鲁”的一面,也有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外在表征,几近是完美的侠客形象。

  但是,影视剧是一种艺术再创作,与真实的历史仍有距离。在乱世,普通民众对于刀客存有一种情怀、想象与构建。《关中刀客》系列电影中的故事,就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以其相关事件为创造资源,对于关中刀客这一群体有相当程度的美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也不是一夜所建成的。刀客也决非突然形成的群体。自清中期始,原有社会秩序严重失控,统治结构与等级阶层不断分化,灾疫频发,流民大批出现,甚于以往,成为社会之痼疾,刀客之滥也正由于此。那么,刀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道光十六年(1836),曾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监察御史、给事中、太常寺少卿的陕西泾阳人徐法绩,在其诗文中如是形容:

  毋庸置疑,刀客组织的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先为小股土匪,后渐成团体。“大伙横行”,说明刀客规模已经不小,成股出现。“官不知”并非一定不知,说明官府最初并不把刀客当回事。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徐法绩因守制家居,后其家遭遇盗匪劫掠,在其与泾阳县令毛有猷的私人通信中也言及刀客。彼时关中地区刀客之兴、狂、乱、众,地方社会风气之崩坏可见一斑,几成刀害。

  追根溯源,刀客虽不是一个晚近新生的群体,但刀客勃兴却在晚清。刀客发轫于乾、嘉年间,成熟于道、咸之际,而盛于同治回乱、清末“民变”风潮与辛亥革命之中,被清政府称作“刀匪”。因刀客活动范围大体集中在关中地区,故又名“关中刀客”。

  时间和记忆的久远,导致刀匪形成的原因,难以追溯,故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刀客是汉代之“朱家、郭解”、唐代之“五陵年少(英少)”的“流风余韵”,历代相传流为风气,重侠崇信,是秦文化尚武、任侠之气的留存;也有学者认为,刀客兴起于清道光、同治年间、西北“回乱”之时,陕西汉民为求自保故,聚集亲族,招兵买马,反抗回捻之暴行,所组织的自卫团体和堡寨护卫,这部分武装力量遗存下来,从而形成刀客;还有学者认为,刀客是鸦片战争之后,社会转型导致经济衰微,乡村危机扩大,流民增多,刀客群体由此发轫。

  总之,刀客的产生,遵循合力论,不是线性、单一的因素所诱发,是多个因素交杂的产物。其根本原因是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矛盾催生着民间诸种力量和各色群体的暗中组合与结社,成为正式社会结构和等级划分之外的社会存在。刀客成员集聚逐步形成刀客会,其支派与哥老会、啯噜类似,因地区差异且无统一组织,有各种名称,名目繁多,但规模小于哥老会、啯噜等秘密会社。这些组织及其支派组织不断吸纳着成分复杂、动机各异的流民——失业者、亡命之徒、乞丐、地方零散兵弁等,逐步发展壮大,自觉与不自觉的介入地方社会生态和格局,成为塑造地方社会风貌的多元力量中的一个环节。

  刀客会其成员大多投师拜友,学拳术,练击技,携利刃游行于同辈之间,义气交往,彼此间侠义相助。刀客会有一个类似于首领的人物,颇具匪气,一般都称之为“某某哥”、刀首或其他有地方特色的绰号。大荔县李牛儿(满盈)、朝邑刀首甲午儿、兴平县刘三、富平县王寮镇刀客段学义(四煽狼)、杨鹤龄(白煽狗)、段三多(草上飞)、柳红(红老九)、宫里石象坤(仄楞子)、严锡龙(野狸子),这些刀客的绰号,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

  在“刀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班子,平素围绕着他活动。会众广泛,散居各处,集体行动以成股的形式出现。他们自称“孝义家”、“凭信家”等,形成“一摊”,结伴营生。某些刀客首领亦收“义子”,如王狮子(振乾)收严飞龙为义子。刀客首领来源广泛,有贫苦下层民众,也有不少地方士绅豪强。道光年间,刀匪赵恩科子、史双儿等人先后听从武生马得凤等人夺犯拒捕。朝邑县刀客,后为陕西东路刀客之首的王狮子曾中武秀才。辛亥革命中对白水光复起到重要作用的刀客高峻,便是地方豪强团绅,在当地组织团练武装。

  刀客们崇尚侠义,采取“开山立堂、叩拜宣誓、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会众,尚气概,忘生轻死,鼓吹义气至上,替天行道,具有一定道德预设。部分刀客浪迹民间,路遇不平,勇于拔刀相助,虽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且不滥索代价,事息只供一席茶饭而已,因而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扬与爱戴。

  渭南“刀客头”赵银娃手下的阳生,做了坏事,赵就对他说:“你知道的,该怎么办”。随即赵银娃给阳生小刀一把,令其自处,阳生坦然回答:“大哥你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说着,便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两片肉,撂到地上喂狗吃。虽是小说家表述,亦可见刀客之习惯。陕东刀客领袖严孝全曾说:“谁替老百姓办事,我们就跟谁”,这使得部分刀客美名遐迩,在地方社会颇有威望,颇受民众拥戴。

  对于一个合格的刀客首领来说,保证“弟兄们”吃饭是得以服众的前提。但刀客会组织之间大都规模大小不一,联系薄弱,分散在陕西各处,总会与支派之间无绝对统属关系。刀客会组织的分布空间以潼关以西、西安以东、渭河沿岸较多,多分布在盩、鄠、乾、武、扶、郿、岐、凤、宝、陇、华、潼等十数县,关西地区(宝鸡)和陕南地区亦有散布。少数刀客与豫西、湖北会党常有结连。

  对于刀首来说,如何利用所属区域的资源来获得经济利益,实现刀客组织的生存目的,是面临的首要问题。普通民众则身为匪徒或刀客,与地方经济起落休戚相关,多是生活难以为继者不得不选择的生存策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者毕竟只是少数或朴实的想象。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刀客及其组织者多为聚集地中心周边村落的村民,有显著的亲缘与地缘表征。而铁匠、木匠、乐人、屠夫及其他失业者的自发联合,基本具备“业缘”特征,彼此之间存在互动与认同。大部分刀客游居不定,无正式职业,其谋生之行业,大致有四类:

  1.盐客:清朝实行盐专卖,由于层层抬价,价之高足以让民卖儿女,质之差掺了过半的泥沙。刀客组织在富平与蒲城比邻的盐滩地区,以贩盐为生,维持自身生计及组织运转。

  2.镖客:主要是护送当地商旅,防止路遇盗匪劫货,通称保镖,主要在茶行、水烟行、米行、粮行居多。

  3.赌博客:在一些民间集会上排赌博,大则设赌棚,小则排赌摊,掌红吃黑。当然,有些刀客在赌博中很讲信用,绝不输打赢要。

  4.土匪或游寇:不少刀客未被刀客组织吸纳,也未被社会组织所接受,只能落草成匪。

  刀客群体一般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佃户,其生计与生存之间是同一关系。但不可否认,刀客群体中不全是“仗义行侠之流”。部分刀客因乱而起、趁火打劫、为非作歹并横霸一方,亦非仅见。他们把持着一方经济,极为危害基层秩序。

  如阎良的刀客“老五”(张兴五),为“牛刀客”张明轩之弟,成为当地一霸,在乡里网络爪牙与打手30多人,横行不法,拼命敛财,抢霸田产,破坏乡村秩序。在阎良镇有商号6座,经营棉花、粮食、百货等日用商品,操纵着阎良镇的经济。同时,在乡镇大摆赌场,见十抽一,大发其财。民国后期,基本控制了阎良镇公所。

  再如著名的“郭自兴杀四门”事件。1911年10月22日,郭希仁在油槐曹杨村起义,率众光复临潼。当时驻关山的县丞署人员即作鸟兽散,关山随之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散居关山的一伙“刀客”乘机而起,明火执仗,抢劫行凶,拉群众的牛,绑客商的票,敲诈勒索。消息传到临潼、西安后,郭自兴奉命于1912年4月初回到关山,鸡毛传帖于各村,动员各村丁壮数百人。大家手执土枪、刀、矛等,逮住当地有名的刀客粘眼老常、李老四、刘春成等4人,将其推到城门杀了示众。当地匪徒、歹人一时震服,地方秩序也为之一宁。

  1918年,陕西韩城民众合力击毙“野狸子”严锡龙事件,也说明了一些刀客的作为不受民众拥护。严氏时任王银喜的部下,赋役严苛,常下乡派款。民间有“委员到县,百姓打颤;委员下乡,百姓遭殃”。至十二月,南乡三团(孔乐团、勇盛团、公益团)团正与当地村民密谋袭击严氏,使其当场死亡。当地文人高士龙作《严锡龙见毙于韩民论》,言韩城民众受刀客“剥削之苦已非一日”,其行类盗贼,“身之亡也,以作恶亡,亡有余责”,死有恶名,以合天理之昭彰。

  这一类刀客,非生计或生存之故而为害一方,富江湖流氓习气,恶名流传,渭北地区普遍存在,蛮横民间,歪邪凶残,不受陕民待见。当地人憎其行径,称他们为伪侠、贼棱子或仄楞子。

  刀客如同一把利剑,直指漩涡的中心。刀客的萌生与消亡,皆与地方政局息息相关,甚至处于风口浪尖,不少刀首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清末的崩溃是“由内而外”的,基层秩序的失范使得社会控制发生不可遏止的衰退。在晚清几次大的政治变局之中,刀客组织于暴动——革命之间纠葛不清,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基层反抗不断侵蚀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自道光年间到清朝灭亡,大荔县李牛儿(满盈)、蒲城县王敢鸣、郭东生、蒲城县金祥、朝邑刀首甲午儿、华阴郭秀娃、兴平县刘三、朝邑县王振乾、渭南王银娃、关山铁匠于敏忠、蒲城杨九娃(虎城)等陕西刀客,分布于陕西各地,与官府的斗争从未停止。至光、宣之时,刀客已经遍及三秦,俯身于最底层的社会暗流涌动,并且扩展至河南、湖北、四川、宁夏、甘肃、山西等地,超越区域界限,成为省际之间不容忽视的一股地下力量。

  至辛亥革命之时,在陕西主要有两大地下组织:哥老会和刀客会。与哥老会这样成熟的组织相比,刀客会势力逊于哥老会,且没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取向和利益诉求——追求果腹、维持温饱为大部分刀客参会之目的。但与哥老会相类似的是,刀客会基本上是和当时的清朝官府对立的,不断反抗官府,官民矛盾尖锐,成为革命党人积极争取的对象。也正因为刀客群体具有这样的“革命性”,刀客会才有了参加辛亥革命反清统治的诉求与可能。

  辛亥革命自开始到结束,刀客组织即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地缘和亲缘关系,刀客引领民众,民变蜂起,“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揭矣”、起义形势如“如春草之怒茁、如初潮之湃动”,平地波澜,酿成社会激变,辛亥声势由此壮大。

  著名刀客王狮子、王一山、高峻、王绪朝、党玉琨、党海楼、白喜、马长命、马豁、崔式卿、杨衰、王兴奎、曹育生、李兆祥、胡彦海就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不少刀客组织及支派在革命前喂养战马、制造炸弹、积蓄军备,为起义做先期准备。东路节度使陈树藩所属朝邑刀客严飞龙(孝全,字子青)、渭南刀客严纪鹏(绰号白翎子)两个标,北路招讨使井勿幕部、胡景翼所属富平刀客王守身(黑脊背)、胡彦海(胡老六)、马正德(马老二)、石象仪(冷馋)及零散刀客等营,参与了辛亥革命。胡景翼创建的“渭北复汉军”,其来源大多是富平刀客。朝邑、富平、潼关、同官、礼泉等多地光复,均与刀客有莫大关系。不少刀客首领在革命中牺牲,陕西省政府成立后,也有不少刀客首领皆有职任。

  刀客组织参与辛亥革命,与同盟会经营和孙中山的西北策略相关。同盟会成员井勿幕,自1905年秋自日本归国后,受孙中山委托,与胡景翼共同策划陕西的革命运动。1906年春,井勿幕、李仲三在三原北极宫某宅召开会议,决定联合会党。1908年,同盟会陕西支部(分会)通过与刀客“化除其私见,以开释途辙”之决议,“井勿幕联结三秦游健者,由是秦中革命潮流趋合为一”,使刀客组织“相息相养”,而“渭北潜势力以成”之状态。同盟会与各个地下组织联合,当时合称“同盟堂”。1910年7月9日,各个组织领袖在西安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结盟者称“三十六弟兄”。后主要由李仲三、胡景翼、尚武、尚天德、寇遐等人,结连渭北刀客、哥老会等下层群众力量,“以期集事”。陕西辛亥革命成功最明显、最外在的特点就是各种反清力量的大联合,结成革命党——新军——哥老会——刀客会几种反清势力的政治同盟与起义结构。1911年10月22日,“众流汇合,群情一致”,各种势力集合,西安光复,攻入八旗及其家属的驻地满城,革命方得以成功,陕西成为北方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个省份。正如1909年8月25日《汇报》所言,“陕西关中的刀客、哥老会、义和拳党羽,布满渭河一带,邠、乾、武、扶、郦、岐、凤、宝、陇、华、潼等东西十数州县”。各种地方组织盘根错节,势力之大,可见一斑。

  爱国将领杨虎城,自幼因其父亲杨怀福被仇家诬陷遭官府杀害,与同乡成立“孝义会”(一个丧葬互助合作组织),并愤而投身于刀客组织。后与一批志同道合者新组“中秋会”,所部纪律严明,不扰民间。辛亥革命时期,杨虎城率部参加革命队伍。之后陕西靖国军成立时,第一路军郭坚(振军)与刀客会过从甚密,他的兵源编组就主要以“刀客”为基干,在之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刀客群体来源庞杂,成员广泛,农民、铁匠、煤炭工、地方胥吏、团绅、团丁、私塾教师、道士、艺人等,都有可能转为刀客,群体的多元来源决定了群体的组织追求的多元化。辛亥革命之际陕东刀客为渭南知县杨调元之忠义所感动,有共同保城以抗起义之举,其组织复杂性由此可见:

  “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洎九月朔,陕变继作,诸守令靡所为计,多委而去之。杨独毅然,谓守土吏当与城存亡……陕之东境沿渭南北有所谓刀客者,皆椎埋屠沽辈,杀人报仇,数冒县官法,然颇有约束,不甚为暴乡里。至是,感杨义,争自效,誓以死卫桑梓,数日间,集者万余人,檄邑绅韩有书统之”。

  这就是真实的刀客群体,“如鱼得水,冷暖自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导致其行径在在暴动-革命之间纠葛不清,没有显著的革命意识,也不具备革命的自觉性。到了民国后期,留存下来的刀客和匪类基本无异,暮气沉沉,渐向消亡。

  盛极而衰,这是难以规避的铁律。辛亥之后,除个别刀客首领及其追随者坚持游荡外,或旧或新、如山如海、真假难辨的各色刀客们,大部分通过战争形式,逐渐转化成新军或地方军阀。如1926年二虎守长安、前陕西督办李虎臣,其绰号径儿老四,便曾是刀客一员。

  而未被“正式组织”吸纳者,游荡不定,一部分转化为散兵游勇,唯利是图,武断乡曲,服务于地方社会各色势力;另一部分刀客上山入伙,落草为寇,盘踞一方,其中不乏流氓地痞,抽大烟,抢家掠货,欺压无辜,蚕食疮痍地方社会、撕裂基层秩序、危害大于零星的散匪,成为陕西匪患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动乱的极不稳定因素。

  刀客的勃兴,美名与恶名共存,与基层秩序失范、社会转型暗合。历史之复杂与流质易变,在实际事件的展演中渐次明晰,道义与生存是二分的,刀客在暴动——革命之间纠葛不清。关于刀客的叙事问题,基层反抗天然正义,而刀客存在大量想象、构建的成分,近乎一个完美形象,而实际是很复杂的。民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环境变易,刀客逐渐失去存在根基与条件,这一群体也蜕化变质。无须讳避,刀客之行径,不能单纯用正义或者非正义囊括论之。跳出革命史观叙事范式和地方文化情结,对于刀客的评介,在这一视角上,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

  刀客游离于传统社会格局之外,处于社会结构中的边缘,是参与晚清民变及辛亥革命诸多会党和地下势力的一小枝。着眼于全国,这一群体有些“不足道”,但却在近代西北舞台上扮演了微妙纠葛的角色。透过窥探刀客这一群体的流变,也是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侧影。

  时来天地多运转,运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刀客自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在时代变易的轨程中,经过战争消耗、职业分化、工业吸纳、慈善收容、依附军阀、土地革命、军事后,这一区域组织才逐步销声匿迹。

  往事经过历数,逐步在目,犹如雨丝风片。刀客组织已然成为陈迹,刀客的嘶吼与飞檐走壁也仅可见于荧屏之上,然而关于刀客的故事仍流传甚广,不断再现。如今,刀客们口喊秦腔、背携钢刀、武艺高强的形象,经过民间的不断渲染、构建、想象和艺术加工,逐步成为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和民众共相的历史记忆。

  英国乃至欧洲爱喝茶的好习惯,就这样被中国人培养起来了。但在几个世纪中,爱喝茶的欧洲人,却没有人见过一棵真正的茶树。以至于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相信:茶树有绿茶树和红茶树之分。绿茶树产绿茶,红茶树产红茶。直到多年以后,一个叫福琼的西方人,告诉了所有的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品茗者和植物学家:绿茶和红茶,其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制茶工艺的不同而已。

  英国乃至欧洲爱喝茶的好习惯,就这样被中国人培养起来了。但在几个世纪中,爱喝茶的欧洲人,却没有人见过一棵真正的茶树。以至于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相信:茶树有绿茶树和红茶树之分。绿茶树产绿茶,红茶树产红茶。直到多年以后,一个叫福琼的西方人,告诉了所有的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品茗者和植物学家:绿茶和红茶,其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制茶工艺的不同而已。

  三支大军,不多不少,整整百万,是名副其实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东路军35万人,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张黄港渡江。中路军30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在芜湖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西路军35万人,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枞阳镇段渡江。

  三支大军,不多不少,整整百万,是名副其实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东路军35万人,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张黄港渡江。中路军30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在芜湖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西路军35万人,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枞阳镇段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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